他說：「我為了工作犧牲太多，失去生活、感情、家庭，總是漂浮不定，我的家就是兩個旅行箱。我一定要做真正想做的事情，這一切才有意義！」
他揚棄唱片市場裡主流的情歌取向，堅持發行《改變自己》專輯，大膽地把一年一度的專輯用來提倡環保，把唱片公司給嚇壞了；他犧牲感恩節假期，跟世界展望會去寮國探望被資助的兒童，利用公眾人物的身分，為世界貧童發聲。
我很幸運一同參與了世界展望會的旅程，在八天當中，分享了王力宏的私密心事。
「我的家，是這兩個大皮箱，裡面裝著我所有東西，我帶著它們一場又一場地唱下去。」
王力宏走到哪都會背著一個小背包，裡面裝著小鍵盤以及混音器，那小小的黑色包包，就是他的世界，不管他流浪到世界哪個城市，隨時隨地都可以創作。
他的生活充滿挑戰、趣味，但又疲憊孤單。年復一年地發片、宣傳、巡迴、拍廣告、製作唱片、發片……一年裡能夠停留在台灣的時間才三個月左右，其餘時間都在演出。
剛開始，這樣的生活的確讓他困惑，每天早上醒來就得問自己：「我現在在哪裡？」但現在他已經不再管自己的行事曆，他特別笑著強調：「這不是放棄喔！是完全地放開了！」
王力宏的勞碌命有跡可循，為了賺零用錢，他從9歲就開始當送報僮，但這工作其實是哥哥接的，沒想到哥哥不玩了，苦差事就落到王力宏頭上，老實的他每天早上騎單車送報，下雪的日子就乖乖走路。
人們總說他來自富裕的家庭，他則淡淡地說：「我媽媽每個禮拜都在剪折價券，不是所有搬到美國的醫生家庭都很有錢。」一如大多數的醫生家庭，他們對孩子的教養十分嚴格，雖然從小讓王力宏學小提琴，但真要當音樂家，父母還是猶豫了。
王力宏笑著說：「其實我也不知道長大要做什麼？腦袋裡一大堆問號。我只知道玩音樂讓我很快樂。」從還是個小娃娃，音樂就注定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4歲那年，他看哥哥學小提琴羨慕不已，甚至哥哥拉錯，他還急著打暗號，但當時他個子實在太小，沒有適合的琴，媽媽只好用玉米片的盒子當琴身、筷子當弓，讓他過乾癮。好不容易熬到6歲，終於可以學琴，他開心地形容：「只要給我小提琴，我就可以離開地球了！」
17歲，王力宏第一次回到台灣，他參加木船民歌比賽，演唱劉德華的「忘情水」，他根本搞不懂詞意，整首歌是硬背的。
19歲暑假，他發行第一張專輯《情敵貝多芬》，那個年代一發片隨隨便便就能賣十萬張，他卻只賣了3萬張，賺的錢跟在美國作收銀員差不多。
「優質偶像和流浪藝術家之間的差距，只差一個有造型師，一個沒有啊！」
王力宏不是突然爆紅，而是一張一張慢慢往上爬。他也不是一開始就敢創作，他不是自大的人，不愛炫燿美國文化；相反地，他努力學國語歌，別人給什麼，他就唱什麼，慢慢琢磨國語歌的文化。
發行第二張專輯「如果你聽見我的歌」，他花了整個暑假錄製、學習，編曲老師工作時，他就在一旁學：「喔！原來別人是這樣選音色。」第三張專輯《好想你》主打歌選了他的創作，讓他大受鼓勵；第四張專輯《白紙》他製作了半張；發行第五張專輯《公轉自轉》他才23歲，就得了金曲獎最佳製作人和最佳男歌手，也正式從偶像轉型為音樂創作者。
問王力宏：「你在優質偶像與流浪藝術家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遠？」不宣傳的日子，他真的很「隨性」，不愛刮鬍子，衣服亂穿一通，不在乎外型，只在乎音樂。他開玩笑說：「只差一個有造型師，一個沒有啊！」
「我的音樂，來自靈魂深處；我所唱的，也是為了要讓我的靈魂傾聽。」
王力宏很愛說冷笑話，但講到音樂，他表情嚴肅，話也更多了。問他：「這麼多靈感從哪裡來？」他認真地說：「音樂的靈感，來自靈魂深處；我唱出來的音樂，也是要讓靈魂傾聽。」
為了追尋心中的音樂，他上天下地。前幾年，他在吳興街租房子，總是一個人在小房間做音樂，夏天太熱又怕冷氣太吵，只好打赤膊忍受蚊子咬。
為了邀請得過葛萊美獎的混音大師Mick Guzuaski混音，他回到紐約，每天搭兩小時火車，再開一小時的車到深山裡的錄音室，有時一天只吃一餐，開車累了，就停在山中小徑休息，連野鹿都好奇地在車窗外探頭探腦。
他形容自己在追尋路途上「像個吉普賽人，有很多靈性的掙扎，尋找一種抽象的聲音」。他如浪人般在中國各處採集歌謠，又在世界各地傳唱。他嘲笑自己歌手兼製作人是「極端分裂」！歌手盡力詮釋歌曲，製作人角色還得跑出來，掙扎是不是可以更好？
張惠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形容王力宏：「他愛音樂就像愛他的孩子，音樂是他的生命。諷刺的是，離開音樂的他就像個孩子，可愛至極也容易受傷，因為他不會照顧自己。」
看見一個創作者毫不猶豫把自己攤開，當然心驚，特別是他把靈魂裡的聲音都唱給你聽。他說：「靈魂無法造假。」於是有了《心中日月》，創造華人嘻哈，那是他唱給自己身體裡流動的傳統血液聽；《改變自己》講環保，是唱給自己的良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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