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步入電影圈？
就讀輔大大眾傳播系時，我就喜歡看電影，接觸了不少好萊塢之外的影片，發現電影能表達人文藝術，且兼具影像快感。但我常說，電影是一門貴族的藝術，拍電影得花很多錢，學生時代的我根本沒條件。進入職場後，我仍持續與學長、同學定期聚會，大家一起討論電影、腳本，最後我們索性合資，租借攝影機拍短片。一九九三年，我有機會參與劇情長片《只要為你活一天》的製作，可說是得到首次實戰經驗。但我怎麼算，都不認為自己有機會當導演。台灣的電影產量愈來愈少，即使有機會參與，但因為當年電影界多為師徒制，跟片跟個十年跑不掉，也未必能熬出頭、當上導演。當時，我在片場常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小時，這雖也是一種鍛鍊，但拍攝過程中，許多時間都在處理繁冗事宜，我必須強迫自己關掉創意，不免擔憂創造力可能在過程中消磨殆盡。一九九四年，我取得政府的短片輔導金，算是拍出我投石問路的作品。輔導金雖常為人詬病，但我必須說，若無輔導金，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當導演。
你曾榮獲多項國內重要文學獎，為何不繼續朝寫作方面發展？
寫小說其實是個意外。我出生於高雄的勞工家庭，家中兄弟眾多，我是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父親忙於工作，張羅我們兄弟吃喝都來不及，根本不可能有餘力給我們什麼文化教育，我的成長背景，可說與「藝文」二字完全無關。現在從事文化工作，好比一個窮小子突然拿到高級俱樂部的會員卡，是我過去連想都沒想過的。
大學時代我就很想拍電影，但是沒錢，只好在腦海中演自己的電影，畫面文字化的產物就是小說，因此我的小說，多以腳本方式撰寫。九○年代，台灣歷經環保、勞工及野百合等重要運動，但我當時正在當兵，生活在一個隔絕的環境中，感覺和現實很疏離。退伍後，我很飢渴地想了解台灣的脈動，感覺能量在體內翻滾，想要爆發，因此那時也寫了不少文章。也許有一天，等我與電影間的牽絆完全消失時，我會繼續寫作也不一定。
你曾擔任編輯、記者，這些經歷對你造成哪些影響？
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影響》電影雜誌擔任編輯，為了寫出專業的文化批評，常強迫自己大量閱讀。接著我進入《新新聞》雜誌，負責撰寫人文專題，不料第一篇文章就遭退稿，因為我還沒拋卻過去寫評論的包袱。在《新新聞》，我學習到說故事的技巧，也學到如何寫出流暢、易懂的文章，對我往後寫腳本、拍電影受用無窮。
什麼樣的熱情，讓你寧可負債，也要拍攝電影？
說是熱情未免也太一廂情願，只是已經做下去了，就要讓它爆發出來罷了。何況我花了許多年經營、醞釀，也練就十八般武藝，知道自己能拍出不錯的電影，那就咬緊牙關走下去吧。我認為人的經濟狀況、生活條件的彈性可以很大，若一天到晚想，其他人收入多少？自己收入多少？一直比較當然很快就會發瘋。又好像沒鞋穿的人走石頭路，走久了，腳底自會長繭適應環境，如果有朝一日穿得起運動鞋，可能就會想再花更多錢買皮鞋穿，人的慾望就是這麼回事。
你認為台灣電影大環境最缺乏的是什麼？
台灣根本沒有電影工業可言。電影工業就像一座複雜的大工廠，需要大小齒輪相互牽動，還需行政、業務等各式各樣的部門，工廠才得以順利運作。但台灣的「電影工廠」，齒輪不是鬆脫就是損壞，各部門唱空城，擔任「廠長」角色的導演，除了要緊盯輸送帶末端的產品好不好，若郵差來按鈴， 還得放下手邊工作，急急忙忙地跑到門口蓋大小章……拍完《最遙遠的距離》，我真覺得「屍橫遍野，眾叛親離」啊。韓國電影為何能在五年內翻身？因為他們的政府體認到文化產業的重要，肯定「軟性國力」；反觀台灣，卻仍身陷政治惡鬥中。
但樂觀一點想，台灣的歷史背景畢竟有別於韓國，台灣現在上層的政治人物，接受的是填鴨教育，生長在文化教育貧瘠的環境中，成年後又缺乏藝文教養。文化離政治人物很遙遠，他們缺乏文化的想像力，也是很正常的。這也可能是「時代的必然」吧。
對你而言，好導演的定義為何？
一名好導演，不但應是工作團隊中的靈魂人物，更應樹立典範。我認為侯孝賢就是極具風範的導演。早期台灣的電影，都是拍攝完畢再進行幕後配音，但侯孝賢引進了全台第一套同步錄音設備，讓所有電影人發覺現場收音的真實感。拍完電影，他竟把那套設備送給收音師。侯孝賢樂於分享資源，不只成就自己，也希望把身邊的人帶起來，我認為這就是「好導演」的風範。
你早期曾拍攝不少記錄片，對這個領域有何體會？
我認為自己從前拍攝的紀錄片都不夠完整，一九九六年，我為競選總統的陳履安拍攝系列廣告，主題是「與您一起體驗真實的台灣」。其中一支廣告，我們到高雄八五大樓拍攝，當年那是台灣最高的建築，不過我們的訴求重點，不是頌揚台灣的經濟奇蹟，而是記錄建築工人的生活，讓大家看看在鷹架上工作有多危險，提醒大家一年有多少人死於公安意外。這系列廣告引起廣大回響，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這幾年台灣吹起記錄片熱，但現階段而言，我對記錄片仍有些疑慮。許多紀錄片拍攝社會底層的人，但拍攝後，導演邁向下一個Case，卻把記錄片主角留在原地，這樣究竟有什麼幫助？還有，我認為現在的記錄片往往不再純粹，有部分導演想表演自己的才華，拍到一個很慘的畫面，一方面同情，一方面又知道這會賺人熱淚，難免有些見獵心喜。我個人比較不能接受這樣的矛盾。當然我不是以偏概全，台灣還是有很多優秀、認真的記錄片導演。
得獎對你而言的意義為何？未來有什麼拍片計畫？
我知道這次自己拍了一部不錯的電影，得獎並不意外。得獎最大的好處，就是媒體這才願意替你宣傳電影。目前暫無拍片計畫，因為資金已經燒光了。不過幻想一下無妨，如果不愁資金，我會找五組編劇高手，每天聊天，持續聊三個月後，我相信會產生很棒的腳本……如果能與很強的技術部門配合，我也會想嘗試將想法付諸電腦特效……沒錢，我說想拍《蜘蛛人》第四集，有意義嗎？台灣導演拍電影，往往不是「導演決定拍什麼」，而是「資金決定拍什麼」。
你會給有志當導演的年輕人什麼建議？
我的建議很簡單，就是「知命認命」。「知命」，就是認清自己的人格特質。若你覺得電影很有魅力、很迷人，也不要太衝動就跑去拍電影，請務實一點，先檢驗自己「是不是這塊料」？導演只有才氣是不夠的，性格也很重要。
拍電影的過程中，導演得面對太多和創作無關的東西，例如必須懂得處理人際關係、具整合能力，抗壓力也要強。若你不具這些特質，例如在片場動不動就情緒失控，不但工作夥伴痛苦，自己可能到四十幾歲才恍然大悟「我的人生被電影毀了」，這樣不是很慘嗎？還有，當導演也不能太天真，你就算有熱情、有才華，都無法讓劇組明天的便當有著落。
「認命」不是叫你不要努力，想在這行嶄露頭角一定要努力，但每個人的命運、際遇不同，若別人的運氣好，有機會大紅大紫，那你就認了吧，要持續下去，才會有翻身的機會。
你幸福嗎？
我有時覺得自己幸福，有時則不然，幸福是點狀地分布在生活中。但偶爾感覺自己不幸福，也未必是壞事，我反而覺得這也是種幸福；因為「不幸福」的過程能刺激思考，讓自己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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