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以後，不論是導演、製片、編劇，女性的影視創作者陸續嶄露頭角。對於這股趨勢，《無米樂》紀錄片導演顏蘭權認為，現代女性比較不用負擔家庭經濟、社會責任，因此女性似乎擁有較多的機會去追求理想。
【撰文／謝佩蓁（智庫特約採訪）】
導演係查某ㄟ呢！
「早期在這個行業，的確還存留一些對女性創作的刻版印象，但那不是歧視。」顏導演回憶過去在英國學電影時，她常容易因為操作器材而受傷，後來才被告知女性不能碰器材的禁忌。回到台灣後接拍的第一個宣導片，製作人第一次看到她時，就大聲說「導演係查某ㄟ呢！」當時在場的人都笑了。不過，顏導演認為這是因為當時女性的影視創作者比較少見的緣故，並不是一種性別歧視。
在她長期與莊益增導演合作的過程中，她認為男女組合反而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以《無米樂》為例，顏導演看到的是崑濱伯、崑濱嫂「鬥嘴鼓」背後的深厚愛情，因此她喜歡著墨於兩位老夫妻私底下的情感互動；而莊導演則習慣用男性的輕鬆對話方式，甚至夾雜一些俚俗的話語拉近彼此距離。因此，《無米樂》的架構基本上就是一個男女觀點交錯的結合。
關心這塊土地的文化與故事
為什麼拍攝題材都與土地、人的故事有關呢？顏導演回憶說，也許跟她在英國學電影的經歷有關。有次她因為作業的關係要去拍攝英國的地下樂團，過程中幫樂團準備了三明治當中餐，但是卻得到令她羞愧的答案：「難道妳不知道在英國的地下樂團有七成到八成是吃素嗎？」顏導演後來才發現，在英國吃素是一種人道主義，堅持人道精神的地下樂團更是身體力行。因為這一次文化差異的撞擊，在顏導演心中開了一道很大的缺口，讓她反問自己：「我瞭解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化嗎？知道這塊土地的故事嗎？」就這樣，在她後來的影像工作中，這道心中的缺口便不斷地影響著她。
「每次的紀錄片拍攝其實都是意外的衝擊」，顏導演回憶道，她認為不論是九二一地震系列、《無米樂》，都是因為大環境的牽引，讓她興起對時局脈動下的小人物、小故事進行生命紀錄的念頭。《牽阮的手》也是，紀錄片呈現的並不是政治、悲痛，而是透過主角田朝明醫師和田媽媽之間的故事，反映過去威權時代中一種對理想的堅持與美德，以及一股值得被大家敬重的熱情。顏導演認為，這些人物默默地為台灣付出，這件事應該被台灣人知道。「『知道』並不是『認同』，但是『知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那就是我們拍攝的原初動機。」
拍攝紀錄片就像孕育一個新生命
對顏導演來說，拍攝紀錄片就像孕育一個新生命一樣。她說，一部成功的紀錄片在於它能擁有自己獨特的生命，能夠在經歷拍攝、宣傳、上映後，被留下來，被長期地觀看，甚至成為教材，成為被研究的對象。「作品能繁衍出自己的生命，跟導演脫離關係而獨自存在，這就是對紀錄片導演最大的回饋。」《無米樂》至今仍常被放映在課堂上，許多社團也都還在推薦無米樂。她希望《牽阮的手》未來也一樣能擁有自己獨特的生命。
「我是個用生命去紀錄的人」，對顏導演而言，每個故事、人物都像是強大的吸力，促使著她用盡心力去投入。我們從她身上看見，二十一世紀的女性導演少了傳統牽絆，她們更可以運用天生柔軟、堅韌與追求和諧的特質，在這個講求多元、多變、重協調的複雜社會中，為台灣紀錄下另一種柔性的力量。
【完整內容請見《台灣思想坦克雙月刊》2011. 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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