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生意仔
我十七歲開始創業，以一個高一學生的身分，隻手開創了中台灣的草嶺風景區，當時我的資金不到一百元。而當我花了十八億元，重新打造台灣第一勝景--日月潭旁的涵碧樓，並改建成為「台灣第一」的世界級一流休閒觀光酒店時，我四十四歲，已經從商二十七年了。
在二十一歲，我當上董事長，賺進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元（二十多年前的一百萬元可比現在大多了！）；二十二歲踏進房地產業後，第一筆生意就賠了四千萬，幾乎從此一蹶不振，此一危機卻成為日後的轉機，結合旅遊事業，成立以房地產為主，下轄建設、營造、水電工程、人力仲介、旅遊、觀光飯店等事業體，總資產額達六十億以上的鄉林集團，並以此站穩腳步，成為中台灣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企業集團。
從商二十七年來，我曾嘗試投資、開創數十種事業，種類繁多，不一而足，包括屬服務業的自動販賣機、快速沖印照片，屬製造業的印刷電話板生產等，基本上，只要有賺錢的機會，我都很願意試試。因此，在我一生中，其中除了有一年十個月的時間，因服兵役而領到國防部發給薪水外，我始終都是發薪水給人的人，從來沒領過別人的薪水。
在演講或接受採訪時，我常開玩笑說自己「有做生意的基因」，一些欣賞我的前輩或朋友，也會以「天生的生意仔」來誇我。但假如真從「遺傳」來講，我還真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在中部地區，「賴」姓是一個大姓，台中姓賴的地主尤其多。我在台中市進軍房地產之初，買地時常會碰到同姓的地主，仗著「五百年前是一家，土地交給我最放心」的說辭，談成了許多好交易。但事實上，此「賴」非彼「賴」，在我生長的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村，不但姓賴的人很少，而我家的情況，即使以窮鄉僻壤的標準，也絕對稱不上「富有」。
處於深山的草嶺，風景幽美，但地形封閉，對外聯絡只靠一條羊腸小徑，從草嶺步行到有車可搭的平地，要走上十二小時的山路。我直到小學五年級，才有機會第一次下山「進城」，來到南投的竹山。其實，當時竹山連「城」都談不上，只是一個小鎮罷了，也不過才幾條街道，但對首次出山的我來說，已是大開眼界，我才知道原來所謂的「街道」是平坦的，而不是想像中一階一階的。而且，當媽媽帶我從旅館一側上街，再從另一方向回來時，我完全昏了頭，搞不清方向，竟然認不出我們回到了投宿的旅館，經過媽媽解釋了好久，我才恍然大悟：「哦！街道原來是相通的！」因為在我們草嶺村，總共就只有一條路，只有一去、一來兩個方向，哪裡需要繞道而行。
十年後，我牽著妻子，站在位於台中市中心靶心位置的全國飯店前，發憤要從這塊彈丸之地重新站起時，忽然想到：我的遠祖，老遠從河洛遷到閩南，又歷盡千辛萬苦，冒著違犯海禁的危險，好不容易渡過了風高浪急、險惡的黑水溝，來到了當時草莽初闢，但機會無限的台灣，為什麼沒有落腳在人煙稠密的通都商邑，反而選擇了草嶺這個鳥不生蛋的荒山野地去開墾？「要是他當初選擇在此（全國飯店）落腳就好了！」我不禁有些惋惜地想。
不過，二十年後，我己遍歷商場風光，卻不禁感謝我的祖先確實有遠見。若非從小受到大自然的涵養，習於從山頂遠眺遠方風景，我絕對無法擁有超越一般人的胸襟和眼光。
草嶺村面積很廣，從頭走到尾，要花一天的時間。村民約兩百多戶，分散甚廣，因此，當初要在草嶺設小學時，曾為了哪個地點最「適中」吵翻了天。最後，為了公平，大家決定將小學設在標高 一千兩百公尺 多的草嶺山頂，是雲林縣的「最高學府」。全校才六個班，一年級一班。
草嶺沒有公車，全村也沒有一輛汽車或機車，鄉人平常都是以步代車，鄉下小孩耐操，小學生每天爬山上下學，身手特別矯健。我家住在山腰，只要走一個小時山路就到學校了，很多同學要走上兩、三個小時才能到校上課。住在最遠的學生，大概早上三、四點就要起床準備上學，回到家，往往都七、八點了。山路無路燈，手電筒太浪費，也太貴，故他們每天上學都隨身帶著火把，到了冬天，天黑得早，下課以後，只見三、兩小學生拿著火把，沒入黝黑的原野。
每天走山路鍛練身體，也使我具備了後來創業最雄厚的本錢││身體好得不得了。而且，小學時還迷上電視裡的布袋戲。為了趕上電視播出時間，我一放學就往家裡飛奔，長期下來，最後練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二、三十分鐘就可到家。久經訓練之下，一般人爬山氣喘吁吁，一步一腳印，而我像練輕功，用腳尖一撐、一彈、一跳，不但姿勢瀟灑，而且速度快逾常人兩、三倍。像我現在爬台中大坑的山，別人單程要走一個半小時，我上山約四十分鐘，下山二十分鐘就夠。
如果商業才能真能遺傳，可能和爸爸開雜貨店不無關係。小時候家裡雖窮，但並無特別感受，因為村裡人人皆是如此。而且，就算有錢也沒地方花，家家自己種稻、種菜，想吃紅燒肉或雞腿，就自己養、自己殺；水果也多是自己園裡種的，只有像龍眼這種本地沒生產的水果才比較希罕，而荔枝則是得到斗六才買得到。一般人家裡需要的日用品，也得走上十多個小時的山路，從斗六揹回來。
大約小學三年級時，爸爸在村子裡開了家小雜貨店，是村裡唯一的商店。為了幫忙生意，比我大四歲的大哥小學畢業後就被留在店裡幫忙。沒事的時候，我也常去幫忙，因此練就了一手抓斤秤兩的好功夫，到現在我還是可以憑感覺很準地秤一斤的砂糖。我最早期對「生意」的概念，就是源自於此。
後來，有生意才能的爸爸在機緣湊巧下，認識了一位機械廠的林姓朋友，開始做起販賣碾米機和代客碾米的生意，因而得罪了草嶺當地一家李姓大戶人家，遭到不堪的羞辱，我反因此而種下發憤的種子。
隨著逐漸成長，我才知道，原來爸爸原姓鍾，親生父母在怕他養不活的情況下，送給賴家撫養。鍾姓袓父少年時是和台灣富豪王永慶一起上山砍柴的朋友，後來做了一輩子的民意代表。但即使算是鍾家一脈，也很少像爸爸一樣有生意頭腦的子孫。
因此，雖然我常開玩笑說自己有「做生意的基因」，也相信有所謂的「命運」，但我更相信，「命」是天定的，而「運」卻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一味地迷信所謂的「命運」，而坐等機會降臨，終而失去掌握命運的契機，根本是弱者或懶骨頭的推託之詞。
在我二十七年的創業過程中，機會隨處都有，而我也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取得的機會。我常舉一個比喻，說明自己善於把握機會││如果有一隻老虎飛快地從我身邊跑過去，即使我來不及即時抓住老虎的身子，但只要讓我能夠抓住老虎尾巴上的一根毛，我也一定會把握這個機會，翻上老虎的背，騎著老虎馳騁一番。
雖是寓意的比喻，但在創業之路上，想要抓住一個良好的機會，確實就像抓住一頭奔馳中的老虎一樣的困難，不但要眼光準確，更要行動矯健、機警。因為，如果時機掌握不巧，不但抓不著老虎，更有可能摔下虎背，或為虎所噬。
我的第一筆生意
我進入台中高工就讀後，一心就想減輕家裡的負擔，所以拚命想賺錢的門路，而我想到的第一個賺錢方法就是││組裝音響。說來奇怪，我從一開始就沒有動過打工、家教之類的念頭，一心只想靠自己去找財路。
從小，我就展現了一些對機械的興趣和才能││我見東西就拆。走不動的舊鐘、舊表；散了架的腳踏車、摩托車，我都有興趣將它們全部拆開來，再試著裝回去。還好，這些東西本來就都壞了，死馬當做活馬醫，不能起死回生，也沒人責怪。當我還在就讀小學時，每次爸爸在維修碾米機時，也都特准我在一旁「實習」，幫忙遞工具和零件，順便觀摩如何修東西。
我不但愛拆東西，而且也愛發明。國小時，我最喜歡草嶺村停電，因為我早就架設了一套以蓄電瓶為動力，電線到處牽來牽去的「照明系統」，當大家陷於滿山的黑暗時，只有我家大放光明。
具備這樣的才能，組裝一套音響真是易如反掌，加上有利可圖，我更是一頭熱。當時，除了計算可能的盈利時，我並沒有考慮到其他可能的後續發展。
第一筆生意是跆拳道社一個學長介紹的，他認識的一位小姐想要組裝一套五千元的音響，他就介紹我去承包這筆生意。一聽到有錢可賺，我先向朋友借了三千元到台中的電子街購買所有的器材、零組件，花了幾天的時間，我就將音響組好了，並且送到這位小姐在台中繼光街的住址。
這位小姐人挺客氣，我送音響到府後，她先付了一千元給我，並要我第二天再上門收取餘款。我算算這樣一來可以賺到近兩千元，心滿意足地回到學校。第二天，我再上門，居然已經人去樓空，這位看來人 滿好的 小姐，居然帶著我的音響跑了。
第一筆生意居然就變成呆帳，真是青天霹靂，心裡一直重複想著同一件事││「我完蛋了！我完蛋了！」一番努力，不但沒賺到錢，反而還欠下兩千元的債務，我真是欲哭無淚。
但哪有時間流淚，感傷世道人心，我心急如焚，急著要找到任何可以追回錢的蛛絲馬跡。我跑去問鄰居，沒人知道這個女騙子跑到哪裡去了，於是，我想辦法溜進房間，尋找「可能的線索」。
雖然當時並沒有像現在電視常出現的各種探案或刑事鑑定的節目，但我憑著天生的敏銳和鍥而不舍的精神，在收拾得相當乾淨的房間裡東翻西翻，終於讓我在床和牆壁的夾縫中找到了一本小本的電話連絡簿。打開第一頁，我就看到一個註明是「Ｘ刑警」的電話。
我大喜過望，馬上按照這個電話號碼打過去找這位刑警，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誰知道，我才把話講完，換來的卻是這位刑警的破口大罵，加上嚴重威脅，如果我不識好歹，再拿這件事去煩他，他保證會讓我「好看」。
刑警行不通，我又找到房東。房東跟本懶得理我，對我的損失也是漠不關心，但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係個查某是賺吃ㄟ！」（翻譯：這個女的是賣的！）但是，哪裡才能找到「賺吃查某」呢？
從此，只要沒事，我就騎了腳踏車，到處去問人家：「你知道哪邊有賺吃查某？」當時的路人可能對一個騎著腳踏車，穿著學生制服的高中生，到處問「賺吃查某」的情境很不習慣，我並沒有得到太多的線索。不過，只要有時間，我還是繼續明查暗訪的行動。
時光匆匆而過，事實上我後來也逐漸開始了組織、安排草嶺健行青年自強活動的工作，一些朋友也勸我認倒楣，反正損失不算多，但我卻不願意在生平第一宗生意上就輕易地放棄及認輸，我執拗地認為，這將是對自我的一種背叛。
大約經過一年的時間，我終於問到了一個比較可信的線索。一名好心且常識豐富的路人告訴我，這名女子似乎在台中火車站前的中正路一帶活動（我可沒有特異功能，她的名字就寫在電話本上）。經過東問西問，我終於問出她和一個「麵攤仔」（擺麵攤的人）在教師會館附近同居，但確實的住處，也沒人知道。
一年來的搜尋，讓我學會了很多打探消息的技巧，最重要的心得是││你如果直接去問你想要的資訊，人家都不會告訴你。我騎著腳踏車在教師會館一帶東逛西逛，看到十字路口一個擺攤子賣東西的歐巴桑，決定向她打探消息：（經驗法則││在老社區中，歐巴桑堪稱萬事通，無事不知）。「歐巴桑，我想要在附近租房子，妳知道哪裡有房子可租？」「你要租房子？我就有在租，你要看嗎？」歐巴桑一聽生意上門，既熱心又積極。「好啊！」我進行下一步打探工作，「歐巴桑，你知不知道附近有沒有住一個『麵攤仔』？」「有哦，他就租我的房子在住！」真是應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句話。為了避免打草驚蛇，我再詳細地問清楚了地址，及確認了我要尋找的對象後，我趕快趕回學校，安排會面應注意事項。其中最重要而必要的，就是當初介紹生意給我的跆拳社學長。
第二天早上六點多，我和學長就上了「麵攤仔」家。一陣猛烈的敲門後，睡意猶濃的麵攤男人開了門，我和學長像抓姦一樣地一湧而入，女人在那裡，我的音響也在那裡。「幹什麼？」剛開始，女人還搞不清楚，但很快她就認出我和學長，閉上了嘴巴。
我向她開出條件：「妳是要還我錢？還是要我們把音響搬走？」「你們搬回去好了！」女人面無表情地回答，一點都沒對發生的事情做出任何解釋。我和學長當場就將音響拆開、帶走。沒多久，我把整理後的音響便宜賣了出去，將本錢收了回來。這是我的第一筆生意，差點就毀掉了我對做生意的興趣，但我不能讓此事發生，這就是我堅持追債到底的主要原因。而且，我也感到了冥冥之中有一股幫助我的力量，故一切行動不過是順天應人之舉罷了。
與恐龍大作戰 事情一開始，好像都很順利。從第一梯隊的草嶺自強活動後，活動越推越廣，參加的人越來越多；第二次舉辦活動，參加的人從一百三十人一下衝到五百人；到了二專時，活動範圍擴及全國，有多達三千人參加。到了民國六十八年，草嶺潭更吸引了大批的觀光旅遊人潮，業務於是快速成長。
為了擴展業務，我委託一些登山用品社、體育用品店、彩色沖印店，全省約設了五十多個報名據點，招收隊員。此外，原來聘請同學當領隊已不敷使用，我乾脆行文全國大專院校，招收優秀的社團幹部，情況看來一片大好，而「地下救國團」的名聲更是不逕而傳。當我還是小規模的辦活動，地點又是全新的旅遊景點時，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隨著業務蓬勃的發展，來自各方「關注」的眼神卻漸漸多了起來，就像一群恐龍，忽然找到了一塊綠油油的新草原。
最大的「關注」，是來自同業競爭的「恐龍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救國團挾其龐大的政治資源，不但多年來充當「青年的導師」，並且獨佔了國家諸多旅遊資源，台灣各處風景名勝幾乎都有救國團的據點，可謂得天獨厚。但是，多年來幾乎壟斷了青年旅遊市場大餅的救國團，卻容不下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
在二十幾年前，正是由前總統蔣經國當家主政的時代，曾由他負責的救國團，更被視為蔣經國的子弟兵，有如天之驕子。和救國團作對，無異和蔣經國作對，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一件可能平白惹禍上門的事。但年輕的我，卻對這些懵然不覺，憑著憨膽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氣，不但回應對方的挑戰，並且主動出擊。以一個高中生來對抗龐大的救國團，我就像一名原始人，拿著簡陋的石矛，孤軍和體積龐大的恐龍王對抗。情勢雖然險惡，但是，我從未失去奮戰的勇氣。
「恐龍王」下手的第一步就是利用雄厚的行政資源，扼殺我的生命線││學生來源。在國民黨主政時代，救國團以一個黨務機關，行文到各級學校，要求學校宣導「不要參加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以外社團主辦的活動」。
結果，真有一個學校的校長就在全校的集會上「告誡」學生：「除救國團活動之外，禁止參加非救國團團體主辦的青年自強活動。」當時我主辦的活動，漸漸都冠上「全國青年自強活動」的名義，這動作明顯地是針對我而來。校長早上宣布，我下午就知道了消息，這所學生眾多的學校可是我的主要客源之一，一年都有三百至五百名學生參加。我可不能坐視這種情況發生。於是，我決定開個玩笑，好好反擊一下。我直接打電話給該校長：「Ｘ校長你好，我是ＸＸ報的記者，聽說你今天早上在學校朝會時禁止學生參加非反共青年救國團所舉辦的自強活動？」「沒有這麼一回事！」校長一聽是媒體記者，馬上推得一乾二淨。「是不是救國團要求你這麼做？」我繼續逼問，但校長的答覆依然一樣，「沒有！沒有！」沒有就好，我心裡想，但還是忍不住口頭「威脅」一下：「沒有也好，像全國青年自強活動這麼好的活動，為什麼要禁止學生參加？只要是好的營隊，應該讓大家都來參加嘛！」對方無聲，我還加了句：「這樣的事情要不要讓社會大眾知道呢？」校長除了保證不會對學生妄加禁制外，也答應適當地「說明」一下。但這只不過是和救國團「鬥法」的故事之一。如救國團一直大力攻擊我的另一項「罪名」是「草嶺山莊沒有經營旅館的執照」，我從開始主辦自強活動開始，就是以「中華民國登山協會草嶺登山隊」的名義舉辦活動，談不上非法經營旅遊事業，但草嶺山莊卻始終是以民宿方式經營。這話倒也沒說錯，草嶺山莊和草嶺的旅遊事業，當初根本就是我靈機一動搞起來的，和一般旅遊業的慣例有所不同，但法律還是應該遵守。於是，在草嶺山莊營運一年後，我開始向雲林縣政府工商課申請旅館牌照，到現在我還記得我去工商課送件申請執照那一天。主辦人一看，窮鄉僻壞的草嶺居然有人申請要做旅館，馬上大聲地在辦公室嚷起來：「喂，有人要在草嶺起山莊，做旅舍ㄟ！」馬上兩排辦公室的人都探出頭來，看看是哪個頭腦燒壞的傻瓜。在那一刻，我真的希望地上有個洞，好讓我鑽進去。本以為屈辱就到此而止，想不到一切才剛要開始。真正的折磨，隨著審查工作而開始。
由於旅館屬於特許營業，必須達到法規的要求，雖然我們為了申請順利通過，又重新油漆、改建、裝修、裝設消防器材，以期望能符合要求。但結果一次不過、兩次不過，第三次審查也沒通過。最讓我心疼的是，每次請他們來檢查，光包計程車來回的費用就要近九百元，再加上招待飲食，一千多元跑不掉，這對我來說，每筆都可說是天文數字，但就這麼白白浪費掉了。屢次申請不過，既苦惱又不解，這時，村長點醒我││「要送紅包啦！」一聽此話，我馬上拒絕，「怎麼送？我又不會送！」不會送，就有人教││「你用信封準備好，悄悄放在他的西裝口袋裡。」
雖然這種感覺像在作弊，但為了生存，縱然滿心不願，卻又不能不做。於是，在下一次的審查時，我趁大家不注意時，故意靠近承辦人，利用身體接觸的機會，偷偷摸摸地將裝了兩千元的信封塞到他的西裝口袋裡。我一定是相當笨手笨腳，我才塞進去，他就發現了，以一種「我明白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並用手在口袋上拍了一拍，好像在測量信封的厚度一樣。
從這一刻起，他的態度就變了，變得熱心而善意，有時還幫著我們向其他隨行的檢查人員說好話。到了中午，為了鄭重招待，我們特地請了村長作陪，開了三合院專供招待貴賓的中廳來招待他們。酒足飯飽，他們準備離去了。
離去前，承辦人大方地對我說：「ＯＫ了，沒問題了，你們可以通過了！」他們一走，我馬上鑽進廂房，痛哭失聲，大顆大顆地淚珠滾滾而下，我一哭就哭了三小時，這是我有生以來哭得最兇的一次，連父親落水失蹤，我都沒有哭得如此傷心。我哭自己為何十七、八歲就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如果我爸爸還在，我哪裡需要承擔這些壓力和難堪？我根本該是在玩的年紀啊！……在大哭中，我哭掉了少年被強迫早熟的苦澀與委屈，我覺得自己更堅強、更成熟，能夠承受更大的責任和壓力。雖然我哭得驚天動地，但這件事情，家人卻始終不知道。
令我想不到的，是那位承辦人大概看我年少創業很辛苦，事後卻變成一個好朋友，他很關心我，不時寫信給我，有時他從雲林到台中來洽公，都會到我的辦公室來看看我、聊聊天。但直到他後來因病過世，我們從來沒有談到過「送紅包」這件事。二十一歲時，我花了一百二十萬，買下一家旅行社的執照，正式以「鄉林旅遊」的名義經營全省的青年旅遊活動。但到後來我才曉得，原來救國團是龜笑鱉無尾，一百步笑五十步，它自己也沒有旅行社的執照，卻做了最大的生意。當時，我有一種欲哭無淚，想笑笑不出來的感覺。
總之，和救國團一路打對台後，雙方居然好像有了默契。救國團也開始辦理草嶺青年旅遊的活動，而我們的「全國青年自強活動」的觸角也向外延伸，在各地都舉辦旅遊活動。除了救國團這隻恐龍外，當年主管國家治安的警備總部，是另一隻更龐大的恐龍。好在這隻恐龍只是在一旁監視，並未出嘴掠食，但已經夠嚇人了。
由於當年尚未解嚴，政府對任何大規模的集會活動都相當注意，而草嶺山莊在寒、暑假時，動輒聚集了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而且大家好像情緒都很激動，當時警總的人一定在想：「這些人在搞什麼？」因此，不管是警總，還是調查局，都曾客氣地請我去「喝咖啡」，詢問我在荒僻的草嶺山上搞什麼鬼？記得警總一位人士好奇的問：「為什麼你們的活動在斗六結束後，大家還又哭又抱的，情緒那麼激動？」為什麼？當然是因為活動辦得好，不過對警總是不能這麼回答。「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建立起感情，但很快就要分離，當然會難過！」這也是事實，我並沒有說謊。「你這麼年輕，為什麼要急著搞這些事情？」我的答案很簡單││「為了賺錢！」不是為了生存，誰會來自找麻煩？
總之，警總並沒有因而對我失去興趣。我除了分別在警總和調查局留下蓋著手印的筆錄外，他們還要我寫下切結書，保證不會在山上造反。而且，到了寒、暑假的青年旅遊旺季時，政府都會派警察在草嶺山莊「駐守」，由我們提供食宿，而他們負責將我的一言一行，做成紀錄，匯報給上級單位。更令人驚悚的還在後面。我在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南台工專，在一年級的課快要上完時，班導師忽然換人。結果，在我臨畢業前一天，擔任我班導師一年多的老師忽然找我說話：「賴正鎰，你知道我是拿誰的薪水嗎？」「學校嗎？」他神祕地笑了笑，說：「我是拿調查局的薪水！」看我一副沒反應的樣子（其實我是被嚇到了），他還補充一句：「我可是為你來的喔！」畢業後，這位大我三、四歲的「班導師」，也成為了我的好朋友。
解嚴以後，我才把這件事當做笑話一樣講給家人聽，卻把家人嚇了一大跳。在年事稍長後，我也曾問過自己：「如果早了解辦青年旅遊活動會招來警總的注意，我還會一樣照著原來的步伐前進嗎？」答案是：「一樣會！」這就像人家喜歡問登山者：「你為什麼要登山？」「因為山在那裡！」因為挑戰在那裡，因為機會再那裡，如果放過，我就不是賴正鎰了！
黃金柚木的浴室地板
我一向是個完美主義者，但碰上Kerry Hill和阿瑪集團，我只有舉手認輸。
他們不但在大體設計上堅持己見，在任何的小細節上亦絕不輕忽。一個小零件、一個小燈泡、 一公分 的微小差距，在他看來就和日全蝕一樣地明顯而無法放過。如Hill所堅持對柚木的品質，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涵碧樓的設計，除了水泥骨幹外，木材，而且是上好的木材，是最主要的建材。Kerry Hill挑選的是「金黃色的袖木」。這也是現在涵碧樓的房間、地板、階梯、家具等所看到的主要建材。
「柚木？當然不成問題，柚木貼皮可便宜得很。」這是我原來的想法，但是，設計師很快就清楚、明白地告訴我，他要的是柚木原木，而且要金黃色的，不要黑斑、黑紋、有裂縫、疤癤的劣質柚木，更不要說柚木塊拼湊起來，或貼柚木皮的魚目混珠假貨了。這可傷腦筋了，柚木片、柚木皮、柚木塊……都很便宜，而且要多少有多少；但成材的柚木，可是貴得不得了。我去找了台灣的木材進口商，發覺情況更棘手，原來金黃色的柚木在成長時須經過長時期的陽光照射，才會有此燦爛的顏色，所以只生長在向陽的山坡地上，非常珍貴難得。一般的柚木，一百材中才有一材的黃金柚木，所以分外珍貴難得，所以價錢貴得有理。
台灣進口太貴，我腦筋一動，乾脆到柚木原產地││緬甸去買。通過國內一位當權政要安排，他並且還派了一位祕書陪我去緬甸。當我下飛機時，竟然發覺緬甸的第一祕書（相當於行政院長）和森林部長都親自來接機。原來，他們都聽說了我對柚木有大量要求，想來做這一筆大生意。
幾年前的仰光還很純樸，有如四十年前的台灣。大官們領我到了湄公河，讓我參觀在湄公河口堆積如山的柚木，他們手一揮，說：「你要多少金黃色的柚木？」問題不在我要多少，而在價錢有多好？結果，大官們所開出的價格一點都不好，甚至比台灣進口商所提供的價格還要貴上好幾倍。原來，當時的緬甸已經禁伐柚木，這些已經砍伐下來的柚木頓成奇貨可居，他們主要都是賣給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價格比在那裡，我當然討不了好，只好灰頭土臉地回到台灣。
最後，我還是找上了神通廣大，專在台灣做柚木生意的進口商。我只是個買主，只要進口商送來我要的柚木，哪管他是怎麼弄來的？但根據我的猜測，加上後來聽來的傳聞，雖然緬甸禁伐，但利之所趨，當地盜伐之風非常盛行，所以價格當然要比由官方壟斷的柚木價格還要便宜。
聽說，我所採購的這批柚木，進口商是買一半，盜伐一半。而這盜伐的一半，也分別由不同的軍警集團所「承包」。聽說，為了爭奪黃金柚木，雙方還曾相互炮火攻擊，中間還死了四、五人，真是不幸。
而我派出去驗貨的員工，每次單程都要花上四、五天的時間，搭車到柚木所在的原始森林裡，而這過程絕非享受，不但沒有床，得睡在地上；一路上搭車弄得顛顛倒倒、暈頭轉向，並隨時有跌下路邊懸崖的危險。事實上，天然地形的危險還好，有時碰到山裡的土匪就更麻煩了，我就有好幾次拿錢去去贖人回來的經驗。
總之，在如此難得的情況下，我從進口商處進了一百貨櫃的柚木。為了等這批柚木，進度已慢了半年多，而且在這一百貨櫃中，還有約十貨櫃的木材因為有黑紋、有疤癤，而不符合設計師的要求而被退貨。雖然進口商叫苦連天，但我既然按他的價格付錢給他，他當然得照我的要求給我我要的貨色。
而說起這些黃金柚木的主要用途，想起來我就有些心疼。如果你有機會來涵碧樓做客（歡迎！歡迎！）注意你腳下的地板，那些就是柚木。因為做成地板，要五吋寬木板，木頭貴就貴在寬度，必須長且寬的柚木，才能拿來做地板。
為了原木柚木地板，我又和設計師Hill吵了一架。因為他要拿這麼貴的柚木去做開放式浴室的地板，而遭到我的反對，原木碰到水是最容易翹起來的，任何稍懂營建業的人都知道，沒有人會「奢侈」到拿黃金柚木原木來做浴室的地板。但Hill卻堅稱，柚木有百分之四十的油質，即使曝曬一百年也不會壞掉，且可以防水，所以古代的木造船艦多以柚木為材料……總之，最後還是聽他的。
不過，等涵碧樓完工後，我才了解他的用心良苦。用來做地板、壁板、家具的黃金柚木所構成的美麗木紋，優雅而美麗地在旅館各處流動著，像一泓幽美而沉靜的河流，低低地沉吟著若有似無的旋律，讓人可以隨著這樣的律動而徹底放鬆、享受。除了黃金柚木外，Hill對其他使用的零件要求也很高，而且不容折扣，我常常為了想省一些費用，使用台灣製的代用品，但除了浴室用的玻璃，其他幾乎從來沒同意過。
例如，每一個房間面對湖景的整片落地窗，重量約為 兩千公斤 ，餐廳的落地門更重達 四千公斤 ，全靠兩個吊在窗框上的小小吊輪來推動、來支撐，這個小吊輪，一個就要台幣兩萬六千元。我曾找來台灣製的代用品來代替，但只能來回推動五次就壞了。沒辦法，只好換回原裝的外國貨。
又如旅館的照明燈光，設計師指名要澳洲的品牌。我們去問了這家照明設備公司在台灣的代理商，價格超貴，完全是「十年不開張，開張吃十年」的架勢。聽說這家代理商代理此一品牌已十五年，但因為價昂，客戶寥寥無幾，我想他們大概想把十五年的成本轉嫁到我身上，獅子大開口，一副吃定了我的架勢。因此，我決定不當冤大頭。
為了我的決定，我和設計師拍桌大吵。罵來罵去，吵到最後，我甚至耍賴，指稱他有收受對方回扣之嫌，否則幹嘛指定要這家品牌？他受此侮辱，大為生氣，破口大罵，即使我不懂英語，也知道他罵得有多難聽。
結果，為了這件事，設計師親自和澳洲公司交涉，聽說也鬧到了拍桌子大吵的地步。結果，我們繞過代理商，直接向總公司採購，足足省了 一千兩 百萬元。
涵碧樓使用的電腦設備也是類似的故事。我們所使用的惠普電腦系統，最後的價格是六百多萬，而原價在兩千萬元以上，被我砍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價格。我倒不是惡形惡狀地硬要人家吃虧，而是使用以前從事建築時常用的手法，我允許他們使用「涵碧樓也用我們的電腦」做為宣傳，光是中國市場，就夠他們賺飽了。這是雙方基於行銷目的而達成的雙贏協議。
即使有時我知道如何去找到和名牌品質完全相同的產品，甚至根本是台灣代工的名牌產品，但設計師及管理的阿瑪集團，也不讓我採用。例如，旅館使用的鈦質西德水龍頭，一個單價近六萬元，而其代工的公司就是一個朋友所開，一個價格可殺價到只要幾千元。酒店健身房的一台跑步機，我採購的價格一台二十萬元，也是我一個朋友工廠生產製造的，可以便宜八成以上。但沒有用，為了讓來賓有「物有所值」的感覺，還是得循「正途」採購進貨。
阿瑪尤其在一些用具上特別堅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涵碧樓所使用的Liddel被單和被子、被套等寢具，都是雪白亞麻布質料，是向北愛爾蘭的工廠特別訂購，我曾提出「替代方案」，也是品質一流的高級寢具，但卻被拒絕，阿瑪的高級主管甚至不客氣地將床單拉出來丟在地上，我派去的台灣幹部差點沒氣得和他大吵。問他們為什麼？他們的回答很簡單，也很堅持：「因為它的觸感是世界最好的！」
所以，餐廳裡用的餐盤、餐具、桌布、杯子等，動輒都是數以千計的高級精品，特別講究。連一個盛牛油的銅製小圓器皿，都是該公司特別訂製，花了半年才拿到貨，因為牛油軟化的速度比較快，方便塗抹麵包。
而在房間內的許多用品，包括碟子、淺花盆、漱口杯等，也全都是在埔里蛇窯燒了幾十遍才燒出令他們滿意的作品，全都由涵碧樓所獨有獨用。而為了燒出接近日月潭湖水顏色的游泳池磁磚，更是燒了幾十次才成功，磁磚商差點沒有昏倒。除了讓台灣的來賓擁有世界級的享受外，涵碧樓也盡量調整世界級的美好事物為台灣賓客所接受。例如，法國麵包就是最好的例子。
為了讓客人能夠享受最道地、最高級的法國麵包，涵碧樓特別請了法國籍的麵包師傅提供旅館每天所需要的麵包。為了培養在台灣做道地法國麵包的酵母，可是大費周章，先是從法國進口菌種，再花了三個月時間，才培養出適合台灣溼度、溫度的酵母，再用進口的麵粉，最後才能將麵糰發得盡善盡美。當然，有生以來，我也從來沒有試吃過這麼多麵包。
如果你能來涵碧樓的餐廳試試我們做的法國麵包，你一定要試試新月形的牛角麵包，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從涵碧樓到紫禁城
二十六、七年前時，我還在搞青年旅遊、帶隊辦活動時，有時和年輕的隊員一起聊天，大家天南地北、豪興大發地述說著青年人的大夢。那時，我和他們說，以後我要組織「萬里長城遠征隊」、「蒙古烤肉隊」，「將鄉林的旗子插在紫禁城上」……在當年尚未解嚴的時代，這樣的想法無異癡人說夢，別人只當我是突發奇想，大家說過就算了。
政府一開放大陸觀光，我第一件事就是搭機到北京，趁參觀故宮時，將隨身所帶的「鄉林旅行社」小旗子插到紫禁城上，照了照片。對我而言，這算是實現了一部分的諾言。但我童年時的一個夢，卻還是空中樓閣。
早在蓋涵碧樓之前，事實上是在我小學五年級踏出草嶺，到外地租屋上學時，就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家會住在草嶺這麼遠的地方？為什麼我的祖先會跑來草嶺落戶生根？
我的遠祖是漳州人。如我所知，漳州人多來自中原河洛地區，五胡亂華時為避戰禍而南移，算來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了。五百多年前，我的遠祖不畏黑水溝的險惡，不怕朝廷嚴苛的禁海令，唐山過海來台灣。他，應該是個膽子大，有行動力，具有開創精神的漢子，否則無法熬過這段艱辛的路程。
可是，他為何選擇到草嶺這個鳥不生蛋，極端荒僻的荒山來開墾？是有難言的隱情？是避開當時流行的漳泉集體械鬥風潮？還是，他太害怕了，乾脆躲起來？由於年代久遠，又沒有什麼資料留下來，我始終無法得知問題的答案。
當時我就有一個幼稚的想法││既然我的祖先一千年來被人一路逼到海島的荒山野嶺，我長大之後，一定要為我的祖先一路打回去，一直打到北京的紫禁城邊，最好就是在那裡開一家豪華酒店，廣納來自四方的英雄好漢。這是很孩子氣的夢想，當時一點都看不出有任何付諸實現的可能。
想不到，這個夢想隨著我創業的進程，而逐漸有落實的可能。在重建涵碧樓之前，我只能做到將小旗子插在故宮或長城，自我安慰一下。但在涵碧樓之後，向紫禁城進軍，似乎成了件順理成章的事。
由於我曾經因為創業有成而當選過「中國民國第三十二屆十大傑出青年」。每次兩岸的「十大傑出青年」進行聯誼活動，中國的十傑當選人到中台灣遊覽時，我都會一盡地主之誼，招待來自對岸的俊彥菁英人士來涵碧樓小憩，享受一下台灣第一勝景日月潭。這些有過「涵碧樓經驗」的人，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和差異，更有許多人建議我將類似的設計概念，推廣到中國去發展。
始終未能忘懷童年時的夢想，我的心中也早有規劃，並且展開尋覓適當地點的動作。目前我是想以明、清朝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名畫為藍本，來設計心目中的「鄉林紫禁城酒店」。這幾年來，我常到中國大陸考察，除了了解市場外，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尋覓心目中的理想地點。在中國結識的一些政要和主管機構知道我的構想後，也很喜歡我的想法，曾經多次介紹一些地點給我，來來去去看了幾次，至今尚未定案。不過，我並不著急。
年輕時事事爭強好勝，創業也是一路連滾帶跑的過來，現在比較知道「順勢而為，以俟時機」的奧妙。我的祖先花了一千年的時間從中原到草嶺，如果我花三十年的時間就能從草嶺一路打回北京，在紫禁城旁找到一塊基地，打起「鄉林」旗號，設計一棟冠極京城的世界級酒店，廣納天下英雄好漢，努力實現童年夢想，想必是平生一大快事。
我等待這一天的來臨。並在每一天，努力讓自己往紫禁城的腳步再進一步，讓現實與夢想的距離越來越小。
我相信，不要太久的時間，我就會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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